“共生解放军”的宣传单上,赫斯特头戴贝雷帽,手执卡宾枪,面容清瘦,神情坚毅。身后是“共生解放军”的标志画面,盘踞的七头响尾蛇。
1975年,奥尔森在内的5名“共生解放军”成员在卡米西尔市郊的一家银行实施抢劫,并在抢劫中杀死了42岁的默娜·奥普萨尔。
大半生逃亡的日子,加上由早到晚都在阳光强烈的户外工作,奥尔森的肤色都晒黑了,她比加州监狱里女犯的平均年龄要大22岁。
美国千面女郎的传奇人生曾参与炸警车抢银行
优秀学生演员劫匪逃犯慈母囚犯作家
萨拉·简·奥尔森59载的人生过得很传奇。生在一个保守主义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,在学校里,她一直是优秀学生。大学毕业后,她在剧院当上了演员。她曾是美国激进犯罪组织“共生解放军”的成员,因参与抢劫银行、给警车装炸弹而成为逃犯;然后更名改姓、成家立业,转身一变成为3个可爱女孩的慈母。最后由于20多年前犯下的罪行被判入狱,在监狱里,她虽然做人低调,却非常关注如何改善监狱中存在的问题,不仅参加犯人咨询协会,还给时事通讯和出版社写稿。
本版编译阿景
身处加州监狱,当年在“共生解放军”中活跃的奥尔森如今是一名59岁的白发妇女,在日复一日的简单劳动中,她期待着2009年出狱的日子。
W94197号犯人奥尔森在监狱大院里工作:倒空垃圾桶并收拾干净,每小时能拿24美分。在监狱里仍能有事做,奥尔森感到满足。
2年多诉讼终认罪狱中低调隐瞒过去
在逃亡了24年后,1999年初,联邦调查局特工以涉嫌制造1975年8月的警车爆炸案为名逮捕了奥尔森,她被押回洛杉矶法庭接受审判,此后不久,有关方面即开始以爆炸未遂案的名义向奥尔森提出了刑事诉讼。
在以前的采访中,奥尔森称她只是给共生解放军提供住所、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以躲避警察追捕,却从来也没有放置什么炸弹。
在奥尔森被转回洛衫矶审判后,检举人搜集了23000页的档案文件、指纹和其他证据来指控她,并找到了200名潜在证人。
然后,“911”恐怖袭击发生了,奥尔森不得不放弃过去2年多所做的无罪申辩,向司法部门认罪,以换取法院取消对她的终身监禁,改为强制服刑。
2001年10月底,奥尔森终于承认她在警车上安装炸弹试图谋杀。2002年1月18日,奥尔森在内的5名“共生解放军”成员被控在1975年一次银行抢劫中杀死默娜·奥普萨尔,犯二级谋杀。
在2年多的诉讼之后,奥尔森入狱,入狱后她做人低调。奥尔森从不讨论她的过去,几乎在她身边的每个女人都不知道她曾做过什么。当然,在监狱里也会有谣言。犯人们经常凝视着奥尔森的脸,然后坚持说她们知道她,甚至有犯人说听说奥尔森是拉丹“基地组织”中的成员。
谣言四起,而奥尔森却仿佛什么都没听到,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她说,轻易表露出情绪会吸引不必要的注意,更坏的情况甚至可能会惹人攻击。
受到最严密监管狱中生活单调闷人
奥尔森和7个女人一起住在一个锁着的、324平方英尺的像宿舍那样的单间。监狱里的时间格外的漫长,奥尔森每天花几个小时坐在属于她的金属铺位上,用规定的黄色的便笺簿写信给30个朋友和家人。她也花比过去多得多的时间看电视。
这个混凝土造的房间看上去什么都没有,沐浴间和厕所的门只有齐腰那么高,以时刻监看犯人。监狱规定禁止家庭化房间,不准在房间里贴家人的照片。
奥尔森有着仅及下巴的直发,浓密的头发遮盖住了皱纹,深蓝色的眼睛藏在大大的椭圆眼镜后面。大半生逃亡的日子,加上由早到晚都在太阳猛烈的户外工作,她的肤色都晒黑了。奥尔森比加州监狱里女犯的平均年龄要大22岁。
要在监狱里生存就意味着要接受奥尔森所谓的“强迫的无聊”的生活,单调地度过一天又一天。为了远离喧闹,杀死时间,奥尔森强迫自己在监狱院子里绕着圈不停地走。
奥尔森的监管地位是“A级严密”,意味着她是被监管得最严的犯人。这限制了她在狱中的权利,让她不能参加狱中的一些节目,要求她一天得被点名7次,没有任何被转移到离家近些的监狱的机会。为此,她曾提出异议。到目前为止,她的请求都被拒绝。奥尔森的律师大卫·尼克森称相关官员认为奥尔森很有嫌疑会逃狱,认为如果她出去会危害社会。
奥尔森的丈夫、医生佛瑞德·彼得森每年从圣保罗跑来乔奇拉探望结婚26年的妻子10次。彼得森是急诊室医生,虽然家里的财政状况由于奥尔森的诉讼费用而紧巴巴的,但彼得森每次都至少会带上3个女儿中的1个一起探望妻子。
轻咬着丈夫送来的食物,奥尔森得以了解丈夫在犯人家属协会工作的进展。犯人家属协会是一个与典狱官沟通犯人需求的组织。此外,在每次探望中,奥尔森也很高兴能够了解更多女儿们成长的点滴,包括她们的男朋友、工作、希望和失望。大女儿25岁,今年刚从大学毕业,将会上法律学校。二女儿24岁,目前还是学生,同时在一个爵士吧当驻唱歌手。小女儿19岁,是一个女演员。谈到女儿,奥尔森说,“她们都过得很不容易。最坏的情况是被切断了联系。其他任何事情都还可以面对。”
播音写作做咨询关注监狱存在问题
一方面,奥尔森在监狱里严守她的过去,同时,奥尔森也认为这种封闭大大鼓舞了她的政见,也让她沉迷于在收音机上谈话。每次数小时的时间,从伊朗叛军丑闻到电影院、贫穷、非洲政策、网络的未来,破产法,音乐产业,药品战到公民权利运动,奥尔森侃侃而谈。
奥尔森曾在犯人咨询协会服务过整整1年,组织专门的活动,将犯人的冤屈通报给典狱官等。
在犯人及亲属3年的努力下,犯人咨询协会出了一些“成果”,得以建立一个蔬菜园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奥尔森说,这个计划让犯人有事可做,其中1个犯人更是提出主意将这个计划的意义提升:这些蔬菜的果实将捐献给地方食品银行。
一位监狱发言人说,典狱官仍在考虑这个建议的可行性,但是如果得以通过的话,这个园子将只允许种花。水果或者蔬菜有可能会被拿来酿造成一种天然的酒精饮料。
奥尔森说,大部分情形下,犯人间的冲突最好默默忍下,因为反抗会导致争论,随之就会被记在案损坏记录。
在奥尔森频繁地写给时事通讯及其他出版社的作品里,她详细阐述了她的想法:“应该建立计划可以让女性犯法者在社区中服刑,从而可以和家人维持紧密的联系。应该帮助我们学习成为社会的资产而不是没有希望的人。”